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壮阔画卷中，山东省汶上县的永安寺起义犹如一颗骤然迸发的星火，照亮了鲁西南大地的抗日征程。这场由汶上爱国志士与有志青年自发组织的武装暴动专业的线上配资线上，不仅是当地首次直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反抗，更凝聚着齐鲁儿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

一、暗夜中的星火：起义前的酝酿与筹备

早在1929年前后，汶上大地上便已涌动着反抗压迫的暗流。陈伯衡、曹志尚、刘启文等有识之士，深知民众团结的力量，先后组织领导了农民协会、教职工会等群众团体，在底层百姓与知识分子中播撒下抗争的种子。1937年初春，汶上县城西门里路南的“力生合作社”悄然挂牌——这家看似普通的文具商店，实则是他们联络各方志士、探寻救国道路的秘密据点。在这里，煤油灯常常亮至深夜，一群热血青年围坐桌前，低声热议着国家危亡的时局，抗日救亡的信念在一次次讨论中愈发坚定。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炮声划破长空，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开始践踏华北大地。消息传至汶上，“力生合作社”的灯光更显沉重。彼时，正在济南齐光中学担任教务主任的陈伯衡，正随师生南撤躲避战火，当队伍路经家乡汶上时，他毅然脱离南撤队伍——听闻刘启文、曹志尚等人已在秘密筹备抗日，这位心怀家国的知识分子当即决定留下，与乡邻共赴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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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高效地组织力量，陈伯衡与同伴们迅速建立了两个秘密团体：面向爱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解放社”，与吸纳进步青年农民的“农民福利会”。短短数月，两个组织便汇集了500余名热血之士，他们中有教书先生、田间农夫，也有学徒工匠，虽身份各异，却怀揣着同一个信念：“把日本人赶出去！”

然而，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与消极抗日，让陈伯衡等人逐渐认清现实。他们深刻意识到，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领导人民走向胜利。1937年11月，中共鲁西南工委成立，成为鲁西南抗日运动的核心力量。同年12月初，陈伯衡通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员孟晓东的引荐，在济宁找到了鲁西南工委成员江明，恳切请求党组织派人指导汶上的抗日武装。恰逢三路军政训处的共产党员刘星正在济宁，江明当即决定派遣这位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同志前往汶上。

刘星的到来，为这支自发的抗日力量注入了关键的组织力量。在陈伯衡的引荐下，他逐一结识了曹志尚、刘启文、张云峰等骨干，又与中共东平县工委书记万里取得联系，形成了跨县协作的抗日网络。12月中旬，在张云峰任教的张场小学，一场秘密会议悄然召开。刘星委托陈伯衡等人部署起义筹备工作：曹志尚、曹麟周负责七、九、十区，齐刚统筹六、八区，刘启文、张云峰等分头负责其余各区，任务只有一个——联络人员、筹集枪支。会上，众人一致决定将“民族解放社”与“农民福利会”合并，统一纳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形成更集中的抗日力量。

1938年1月14日，战湾村王象三的酒店里（此时“力生合作社”已迁至此地），王象三以四区区长的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抗日活动，1938年1月14日刘星、陈伯衡等三十多名召集核心骨干召开最终会议。昏暗的酒窖中，大家压低声音敲定了起义的关键细节：1938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六），在汶上县老七区申垓村外的永安寺，正式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队伍定名“汶上县人民抗日自卫队”。晚上在王象三酒馆吃的饭。赵义的通知，通过地下工作者将消息传到东平，分散在各地的志士们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有人偷偷擦拭祖传的猎枪，有人连夜缝制简易的臂章，有人则挨家挨户动员乡亲：“过年可以不过，国不能不救！”

二、永安寺的集结：新春里的抗日誓言

1938年的春节，汶上大地笼罩在战争阴云下，家家户户少了往年的欢腾。2月5日，农历正月初六，正是走亲访友的日子，却有近百名身影从四面八方涌向永安寺。他们有的扮成赶集的商贩，有的装作走亲戚的村民，怀揣着枪支弹药，顶着刺骨的寒风，在约定的时间抵达了这座古朴的寺庙。

陈伯衡带着三个侄子——陈允桐、陈允梅、陈允枫一同前来，叔侄四人带来了家中珍藏的两支长枪与一支短枪；曹志尚则率领20余名乡亲，自筹了10多条枪，其中不少是村民用锄头、镰刀换来的老旧武器，却被擦拭得锃亮。至2月12日，陆续赶来的志士已达90余人，他们中有年过半百的教书先生，也有十六七岁的少年，面对寺庙内临时搭建的简易讲台，众人齐声宣誓：“抗日救国，誓死不当亡国奴！”誓言声响彻寺庙，惊飞了檐下的麻雀，也宣告着汶上人民抗日自卫队的正式诞生。起义队伍正式命名汶上县人民抗日自卫队。刘星分工政治工作，陈伯衡、曹志尚负责军事行政，刘起负责后勤，为了不暴露王象三的地下党的身份，王象三继续以区长身份搜集情报。同年3 月底，汶上县人民抗日自卫队编为两个中队，一个宣传队。

三、烽火初试：从永安寺到白塔村的战斗

2月12日，起义部队离开永安寺，进驻距汶上县城较近、群众基础深厚的杨集村。在这里，他们一面开展抗日宣传，用刷标语、演活报剧的方式唤醒村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一面积极扩充武装——向富户筹集枪支时，对开明绅士晓以大义，留下“抗战胜利后加倍偿还”的借据；对顽固拒交者，则果断采取“敲门送枪”的强制手段，短短数日便筹集到一批武器。

3月底，自卫队迎来首次实战——东渡汶河，奇袭张楼伪据点。维持会长杨承德是当地臭名昭著的汉奸，依仗日军势力欺压百姓。自卫队战士趁夜渡河，悄悄摸进据点，经过一小时激战，成功俘虏杨承德及其部下10余人，缴获步枪七八支。这场胜利虽规模不大，却极大振奋了士气，附近百姓纷纷奔走相告：“咱自己的队伍能打鬼子了！”此后，部队整编为两个中队与一个宣传队，战斗力初步成型。

4月5日，为打击日军的运输线，刘星、陈伯衡率部转移至汶上城东的白塔村，准备伏击过路日军。不料，消息被城内日军侦知。4月6日拂晓，日军带着轻重机枪与钢炮，偷偷向白塔村扑来。巡逻队发现敌情后，立即鸣枪示警，埋伏在路旁树林中的战士们奋勇还击。尽管这支刚组建的队伍缺乏战斗经验与正规训练，武器弹药也极度匮乏，但在敌人的猛烈火力下，无人退缩。刘星、陈伯衡、曹志尚沉着指挥，率部向大屯、武村一带转移，虽未重创敌人，却打响了汶上人民武装抗日的第一枪。这次战斗让日军意识到：汶上的土地上，已燃起不可扑灭的抗日烽火。

四、烽火淬炼：从自卫队到正规军的蜕变

1938年8月，根据上级指示，部队返回东平、汶上一带活动，番号改为“十支队挺进队”，司令部驻东平县戴庙村。下旬，曹志尚率部直插汶上腹地，突袭伪五区张楼区部，俘虏伪区长崔忠诚及部下30余人，缴获全部武器；9月初，又在奔袭中活捉杀害抗日志士杨玉美的顽军中队长曹脉坤，于苇子河村将其公审处决，大快人心。

进驻苇子河村后，部队在当地党支部的配合下，于9月10日发动群众，收缴了赵老八等6户地主埋藏的300余支步枪、80余支短枪，以及13万余发子弹。这批武器让部队装备得到极大改善，尤其是曹麟周新购的一挺捷克式轻机枪，更让战士们欢欣鼓舞。

10月下旬，十支队挺进队与东平县地方武装合编为“十支队东进梯队”，陈伯衡任司令员，刘星任政委，曹志尚任独立营营长。此后，部队在石河王、双塔、寒山头等地连续作战，屡创佳绩。11月聊城失守后，部队奉命到长清县大峰山休整，12月底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一团，陈伯衡任团长，刘星任政委，曹志尚任参谋长兼一营营长。1939年初，陈伯衡、曹志尚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支诞生于永安寺的抗日队伍，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正规武装。

五、历史回响：永不熄灭的抗日精神

永安寺起义虽规模有限，却在鲁西南抗日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不仅是汶上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壮举，更展现了中华民族在国难当头时的团结与勇气。从永安寺的集结到编入八路军正规军，这支队伍在烽火中不断成长，最终成为开辟平阿山区与东汶宁边新区、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力量。

八十余载过去，永安寺的青砖黛瓦早已见证了岁月的变迁专业的线上配资线上，但那段由爱国志士用热血书写的历史，始终铭刻在汶上人民的记忆中。它告诉我们：民族的精神火种，永远不会被战火熄灭；只要团结一心，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发布于：山东省